作者:黑雨


在電影「漢娜鄂蘭:真理無懼」最後,鄂蘭在講堂上為她自己的見解辯護。她說:

「邪惡不可能既是平庸的、卻又是根本的。邪惡一向是極端的,但從來不是根本的。只有善才能如此普遍而深刻,只有善才是根本的」

不過,我並不認同鄂蘭對於善與惡的假設。這幾年來,我逐漸認為「人性本惡」比較能夠詮釋我們所接觸的真實世界。物以稀為貴,「善」如果真是那麼根本與普遍,或許就不會贏得那麼多人的讚頌與期待。

讓我們嘗試回答以下幾個問題:

沈富雄、施明德年輕的時候曾經充滿正義感與改革的熱情。可是,為什麼到他們老了之後,千奇百怪的狀況就發生了?

阿扁、蘇貞昌、呂秀蓮年輕的時候也都曾經為台灣無私奉獻過,為什麼他們擁有權勢之後,變成許多人皺眉頭的對象?

這個社會對上述現象的標準答案通常是「他們後來墮落了」,這是性善論的觀點。可是,我們可不可以說,人們年輕的時候由於沒有權勢,比較容易因為社會的不公不義激發出正義感,也有熱情時時檢視與約束自己,所以人們對善的崇仰壓制了惡的本質。但是等到一個人掌握權勢或老了之後,自省警惕之心逐漸淡化,他們其實只是回到真實的自我而已?

不管是性惡論或性善論,應該都只是嘗試想逼近真正人性的模型假設,或許各有其缺點,也未必得用二分法互相排除。但是,如果我們把這兩者的選擇視為是一種「生命態度」的時候,所衍生的意義卻很不相同:

如果我們相信人性本善,那麼多數人可能只是「偶而」注意一下自己是否有為惡的可能,自我修正與反省的警覺就不會那麼地頻繁與持續。

反之,如果我們認為人性本惡,但卻願意憧憬一個善的世界,那麼這時候我們就比較可能會時時檢視、反省自己是否被幽暗人性的一面牽著走。換句話說,對於自我的「惡」的警惕,才能造就「善」的持續狀態。

相信「性惡論」還有一個好處,那就是我們對這個世界不再那麼容易失望。

電影「重裝教父」是改編自美國業餘傳教士山姆。奇斯德的真人真事。他原本只是美國北達科他州的一個小商人,因為自覺受到上帝的感召,1998 年左右前往非洲南蘇丹建立最大的孤兒院,並且保護孤兒們免受當地叛軍的暴虐和性侵,當時的南蘇丹屬於蘇丹共和國,一直想獨立,衝突不斷。十幾年後,南蘇丹在 2011 年正式成為聯合國會員,可是至今仍然陷於戰火之中。如果我們過度沈溺於性善說,那麼像山姆。奇斯德這樣的人看著十幾年來並未消弭的南蘇丹悲劇,可能就會極度心灰意冷。

同理,孫文推翻中國滿清王朝已經 100 多年,當今的中國仍然是落後的文明,讓中國人走到世界各地時被人當作異類看待。美國在 1776 年獨立,非洲裔美國人到 1920 才有憲法保障的投票權,甚至到 1960 年代,非洲裔美國人仍被嚴重歧視。政治制度上的短暫改變與速食主義,多數無法促成人性與文化層面相對提升。也因此,當我們看到台灣天龍國人的傲慢與保守,看到反國民黨陣營裡面層出不窮的背叛與扯後腿狀況時,其實也不需太過訝異。

很多人之所以對這個世界心灰意冷,是因為他們對於普遍存在、層出不窮的惡無法釋懷。可是,如果我們可以接受人性本惡,或許當我們重新去審視這個世界時,心態將會有所不同,至少已經不需要那麼地失望,因為,那就是人性。套句佛教的說法,人生「就是這樣」。

所以,林飛帆、蔡英文、黃國昌等人,有沒有可能在將來變成像蘇貞昌、呂秀蓮、沈富雄那樣的人呢?如果他們沒有時時警惕與自省的話,我認為極有可能,因為絕大多數人都很容易回到自己的惡的本性。也因此,民主政治的精髓並不在於相信人性,而是建立在對人性的警惕之上。當然,從性惡論的角度來看,善是建立在持續的自我約束與反省,但因為善是相對的稀少、善也往往讓人們期盼一個不需經歷弱肉強食殘忍競爭的生存環境,所以人類對於善的追求也是持續的,從古至今不曾中斷過。如果惡是宇宙的黑暗,那麼善就是星光。習慣了大片黑暗的人,面對黑色就不會動輒失望、無助,在看到星光時,也會格外感動。

註:

本文第一段的電影英文台詞是:「Evil cannot be both ordinary and radical. Evil is always extreme. Never radical. Good is always deep and radical.」